“哲學史家、教育家趙紀彬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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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2年，趙紀彬進入大名11所中學，不到一年，因參加學潮被校方開除。 這時，其父去世，家衰，靠母親張棟的努力支撐著。 趙紀彬去北平學習，寄住在北大紅樓附近的公寓，在北大哲學系旁聽了一年。 第二年秋天，趙紀彬以優異成績考上大名七師，高踞校長謝臺岑和教務主任晁哲甫之器。 大名位于直、魯、豫邊界，兩次直奉戰爭，這里都被掠奪，人民飽受困境。 青年趙紀彬懷著崇高的救國救民理想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。 大名七師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創立的學校，學校的民主主義風氣很強。 1924年秋，趙紀彬在7師《曙光》創刊號上撰寫文案，紀念7師創立一周年，猛烈抨擊奉魯軍閥和當地紳對7師的破壞活動。 在大名師范方面，趙紀彬受中共地下黨員馮品毅的影響，如饑似渴地學習《共產黨宣言》、《導游》等革命出版物，結合當時現實情況撰寫檄文《人間論孔學書》，駁斥尊孔復古的言論。 1925年，趙紀彬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。 次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，擔任中國共產黨大名特別支部委員。

大革命失敗后，趙紀彬作為堅定的共產黨員，經受了刀光劍影的嚴峻考驗。 1927年，趙紀彬擔任濮陽中心縣委推廣部長，開始走上革命之路。 中心縣委領導濮陽、大名、內黃、清豐、南樂、長垣各縣的地下黨組織。 上述各縣當時屬河北(直隸)省管轄，黃河故道從這里經過。 趙紀彬、劉大風(縣委書記)、李大山(組委會委員)審時度勢，利用敵人統治力在這里相對薄弱的有利條件，從年冬開始建立平民夜校，成為這一帶農民接受革命教育中原大地的光輝典范。 在趙紀彬的直接發動下，故道沙區平民夜校以中國共產黨員、青年團員為教師，教授農民識字、文化，教授推廣革命道理，啟發群眾的階級意識。 沙區群眾把不在學視為革命的不革命標志，農民普遍參與學習，夜校迅速發展到100多個。 學習文案除了趙紀彬寫的《農民夜校教科書》外，還有毛澤東的《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》、周恩來的《軍事運動和農民運動》、惲代英的《中國青年》、蕭楚女的《社會主義講義大綱》。 趙紀彬寫的教科書副本通俗易懂，證明了誰在養活誰的道理。 趙紀彬還自編了中心縣委刊物《白楊書簽》。

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，環境極為嚴峻，趙紀彬以沙區為陣地深入開展農民教育，為我們黨建立直南沙區革命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。 而沙區的革命斗爭鍛煉了趙紀彬，對他成長為人民教育家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。 1929年春天，趙紀彬因叛徒告密被逮捕。 獄中2年，趙紀彬研究了《資本論》和黑格爾的《邏輯學》，寫了《波格達諾夫社會意識學大綱批判》一書。 1931年，趙紀彬被黨救出出獄。 次年春天，趙紀彬來到西安警備師擔任連支部書記兼政治教師，不久后就任陜西省委推廣部長，因身份暴露潛入北平。 1933年春，趙紀彬擔任華北教聯組織部部長，嗣子擔任文總書記。 1938年，生活書店出版了趙紀彬的《通俗讀物論文集》。 之后，胡繩代表生活書店請趙紀彬編撰《中國哲學史綱要》，這本書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中國古代哲學，引起廣泛關注，在學術界被認為是中國哲學史的開拓力量，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義。 為此，趙紀彬被聘為復旦大學哲學教授，并在那里上了高等學校的講臺。 1942年，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著作《中國知行學說簡史》，明確了《孫文學說》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。 1943年秋，顧頡剛把趙紀彬介紹給川北三臺錄取東北大學(抗戰時期搬遷到這里)。 出發前，董必武約趙紀彬在重慶曾家巖吃飯，送趙紀彬路費法幣500元，由徐冰、胡風兩人陪同。 趙紀彬在其自創的哲學講稿中，創造了物論(唯物論)、心本論(唯心論)、一論(一元論)、二本論(二元論)、對理法(辯證法)等哲學名詞。 趙紀彬以中國哲學史的資料和唯物主義的觀點為半文半白的語言，以學生推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，受到進步學生的歡迎。 1946年，趙紀彬又被聘為東吳大學教授的第二年，被山東大學聘為歷史系教授。 在山東大學，趙紀彬為《中國思想通史》二三卷寫了王充、范璐前、范璐三章的稿子，在弟弟李希凡的協助下完成了《中國哲學思想》的稿子，1948年出版于中華書局。 同年12月，國民黨政府搬遷山東大學，趙紀彬與地下黨組織和進步師生開展保護學?；顒?，被國民黨青島警備區列入一號黑名單。 危險時，地下黨組織護送趙紀彬到膠東解放區。 1949年6月2日青島解放，趙紀彬隨軍管會回到山東大學，擔任校董會常務副主任兼文學院院長、歷史國語研究所所長。 趙紀彬在山東大學的哲學講稿《哲學常談》和《古代儒家哲學批判》先后被中華書局出版。 在此期間，趙紀彬撰寫了《邏輯學》、《倫理學》等稿件。 新中國成立前夕，在上述高校工作期間，趙紀彬按照黨組織指示，掩護教授職務，秘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，為革命做出了貢獻。

1950年，趙紀彬當選為平原省政府委員。 很快接到平原省政府主席晁哲甫的來信，邀請他回鄉建設平原大學。 同年，趙紀彬回到平原省府所在地新鄉市，擔任省府副秘書長、省政協副主席、平原大學籌委會副主任。 經過一年的緊張準備，第一所規模的平原大學在新鄉郊外的牧野村入學，趙紀彬擔任平原大學常務副校長兼黨組書記。 1952年，平原省的建設被取消，劃歸河南省管轄，平原大學并入河南大學后，改稱河南師范學院二院，由趙紀彬擔任院長。 1953年，趙紀彬擔任河南師院副院長。 趙紀彬在新鄉住了6年，埋頭工作，很少出門。 趙紀彬奉調開封離開新鄉時，新鄉師院的師資力量和校舍面積已經相當規模。 趙紀彬由于正確落實了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，吸引了知名學者來學校任教，培養了大批青年教育骨干，扎實的辦學理念和艱苦樸素的校風顯露無遺。 1956年，全國高校調整，河南師范學院除名，分開封師范學院(文科)、新鄉師范學院(理科)，趙紀彬擔任開封師院(今河南大學)院長，當選為二級教授。 1956年，趙紀彬出版了3本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小冊子《唯物論是什么唯心論》、《關于辯證唯物論的體系和文案問題》、《辯證唯物主義引言》。

1956年底，調入開封師范學院院長的趙紀彬兼任河南省文委副主任、中國科學院河南分院副院長、河南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等職。 而且，趙紀彬還是中共河南省委講師團的負責人，向全省干部灌輸辯證唯物主義。 在百忙之中，他以第一精力抓住全校的教學、科研工作，為了獲得教學第一手的經驗，掌握了教學規律，趙紀彬親自在歷史系上了中國哲學史的課。 趙紀彬的課程深入淺出，要點確定，理論聯系實際的優勢受到廣大師生的歡迎。 趙紀彬這樣身體力行的工作態度，對學校制定切實可行的教育計劃、教育大綱和規章制度，提高教育質量，促進學術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趙紀彬肩負著繁重的教育和行政任務，仍然辛勤地講述著。 1958年、1962年，人民出版社相繼出版了他的專業書《論語新探》(一版和增訂版)。 1961年至1962年，趙紀彬因肝病在北京接受治療，其間仍自強不息，致力于學術研究，將以前的稿件整理成《犯困記錄》由中華書局出版。

1963年，趙紀彬離開開封師院，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、哲學研究室顧問。 在中央黨校，趙紀彬陸續出版發表的專業書和論文有《關于孔子誅戮少正卯問題》、《中國權利學史略》、《釋明權》、《權說史》、《高拱權學說辯證法》等。

1982年2月11日，趙紀彬因病再次住進北京衛戍區醫院，經搶救無效于2月17日凌晨去世，享年77歲。